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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督教发展史----教皇的贡献与改革

作者:基督教华人网     来源:基督教华人网 时间:2019-03-14 09:43 奉献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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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古教会的正面影响

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将中古时期欧洲的种种黑暗失败,归咎于教会,而我们忘记了当时的执政者及政zh i发展是要负相当责任的,我们可以反过来说,假如当时没有教会的影响,那情况更不可想象呢。

我们要知道,整个罗马帝国崩溃后,情况实在非常混乱,不同的蛮夷部族各据一方,他们虽然归化基督,但依然带着过往的习俗、迷信及部族主义。虽然查理曼大帝创立了神圣罗马帝国,各部族也向他归顺,但割据的局面依然存在。当查理曼大帝死后,他的王国给他三个儿子瓜分,神圣罗马帝国便名存实亡,于是分裂割据的局面,真是比中国的战国时期更混乱。这些部族常常互相侵袭,而部族的内部也往往出现分裂。在这时候,新兴的蛮夷部族却从四方八面攻来,在九百年左右有北方的斯堪地纳维亚人(即现今的挪威人的先祖),斯拉夫人,匈牙利人入侵。在主后九百五十年左右,诺曼人(现在北欧人先祖的总称)更大举入侵。这些蛮夷的侵扰,弄得民不聊生。既然缺乏统一的领导对抗蛮夷的入侵,各地区的人便得各求自保,组织成一自给自足自保的个体。于是,欧洲的封建制度便开始形成。本来已经分裂不堪的欧洲更进一步分成很多小小的诸侯国;这些诸侯国在军事及政zh i上都相当独立。这诸侯国中最高的当然是诸侯贵族,他们拥有土地及军事装备。其次便是那些为诸侯效命的武士,再其次便是地主。这些地主有的自己拥有土地,有的向诸侯租借,为诸侯管理。最下层的当然是农奴,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,只为诸侯或地主耕作。无论是地主或农奴,他们都受诸侯在军事上的保护,而他们则每年要纳贡及为诸侯建造房屋或其他若干服务。

问题是,这些小小的诸侯国除了抵御蛮族外,便自相残杀,教会极力制止亦无效,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,只好定出"上帝的休战"的法例,要求各方严守,由星期三傍晚至星期一早晨完全休战,以记念主耶稣基督是使人和睦的使者。

教会在这个极度分裂的状态下,成为了唯一统一所有诸侯的力量,而要约束这诸侯的行为及调停他们之间的纠纷实非易事,一个积极的做法便是教育他们。我们不要忘记,这些部族很多以前是蛮夷,文化的水平相当低,教会便负起教育他们的责任。于是,在每处的教堂或修院都办有学校,由教会的修士负责。学校的课程主要有语文、逻辑、天文、数学等。修院不单是研究神学的中心,更是研究法律、哲学及医学的地方。

在大城市中有些教会学校及修院渐渐成为欧洲重要的学术中心。这些学术中心从各地方吸引很多学者及学生到来,而大学的形成便是这样开始的。主后一二OO年,世界第一所大学便在巴黎成立,主要研究神学及法律。主后一二四O年,另一所大学在牛津成立,也是以研究神学、法律及医学为主。我们可以肯定的说,欧洲早期的大学都是教会学校或修院演变而成的,以后亦在一段极长的时间与教会有很密切的关系。可见教会在中古时代文化的建立上,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

近代在否定宗教的气氛下,很多人将西方哲学的传统与基督教信仰对立起来,仿佛西方哲学传统的发展与教会无关,这是错误的印象。其次,欧洲之所以能继承希腊哲学的传统而开展新的领域,完全是中古教会的功劳。当时领导整个欧洲研究、整理、诠释希腊哲学,是教会的神学家。教会不单没有用否定的态度去排拒希腊的哲学传统,反而在深入瞭解及消化后,把这哲学传统发扬并普及介绍,使这哲学传统在欧洲文化的创建上,扮演一重要的角色;要不是在十二世纪末一些神学家努力的发掘及整理,恐怕希腊哲学很多伟大的见解早已失传。

但在另一方面,中古神学家因为发现希腊哲学的体系,因而花了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去研究及消化这些体系,更要将哲学的思想融汇在神学中。渐渐地经院神学便形成。所谓经院神学是用哲学思辩的方式去理解神的启示,逻辑推理成为神学思想的主要工具。不单如此,希腊哲学的本体论及宇宙观更渐渐成为人瞭解神启示的起点及总结,神学的思想便被困于哲学思维系统的框框内。这样,神一切的作为都可以用数理逻辑去推算出来,神启示的奥秘也再没有什么奥秘了。最严重的,神学家往往用一些很抽象的哲学概念来表达启示的真理,神的启示便显得很抽象,与平信徒的信仰生活仿佛风牛马不相及了。从这角度来看,教会为欧洲保存了希腊哲学的传统,但自己所付出的代价却很大。

在中古政zh i混乱及道德生活低落的时候,很多信徒依然持守圣洁的生活,他们成为欧洲在精神上的领导者。例如几个重要的修会便在这情况兴起,这几个修会对于提高欧洲人的精神素质,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。这几个修会便是耶稣会修会,多明尼加修会及方济修会。他们都标榜简朴生活及舍己的精神,他们的影响非常深广,带来不少信徒在属灵生命上的复兴。耶稣会的特色是透过劳苦的农耕生活去操练生命,以劳动作为向神的敬拜。多明尼加修会亦著重护教及传福音,因此他们以学术研究来配合传福音的需要,有很大的成就。中古伟大的神学家阿奎那便是多明尼加修会的修士。方济修会的特色是在于强调彻底的贫穷与舍己,而在贫穷中使人富足,也就是说,他们把操练敬虔的焦点放在服事照顾卑微贫贱的人。

这几个修会追求敬虔的操练,表达了当时很多信徒的渴望,中古时代基督徒的敬虔在很多文学作品中表达出来。我们至今仍然可以从这些作品中得到不少属灵的鼓励和启迪。因此不要让一些普遍的印象误导我们,以为中古时代是教会黯淡无光的时代。中古的教会其实为欧洲现代文化建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,没有这些基础,现代文化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发展。当然中古时代的教会有它的失败和黑暗的一面,但我们可不要将中古时代欧洲一切的黑暗与混乱,完全归咎于教会身上。欧洲当时内部文化的问题极冲突,往往是在教会的控制以外,解决那些问题与冲突也往往超过教会的能力范围,这样看中古的教会,大概会比较公平一点。

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,就是中古时代信徒的信仰与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。教会不单是他们属灵的家,也是他们工作之余歇息的地方,更是他们社交生活的中心。教会的敬拜、庆典与多种文娱活动,将本来已经密切的社群拉得更亲密;共同的信仰使这些社群有共同的语言,共同的人生观及道德感,使他们更能结合起来,满有信心和活力的创造文化。教会在这方面的贡献,我们不可低估。

中古教会改革的尝试

远在改教运动之前三百五十年,教会已有一些先知先觉的信徒,对于教会内部的僵化与腐败,感到非常焦急,他们要唤醒其他信徒,回复圣经所要求的简朴和圣洁生活。大概在主后一一七六年,一个名叫彼得华尔度的富有商人,在深入查考圣经之后,发现中古的教会与新约时代的教会有很大的差异。新约的教会组织简便,并且不著重组织,没有阶级之分。而中古教会却变得非常组织化,并且赋以很多繁文缛节。同时,华尔度也发现,中古的信仰,似乎加了很多人为的传统,也加了一些欧洲人的迷信,例如相信圣人遗物有神秘力量,相信有炼狱,相信为死人祈祷及办弥撒对死人是有功效的。华尔度觉得这一切都不在圣经的启示中,于是便提议教会回复新约教会简单而纯正的信仰。在主后一一七六年,他将所有的家产都变卖了,分给穷人,因为他相信这是主耶稣基督吩咐的。他到处宣讲简单的福音,不久,有很多人受他影响,跟随了他。他们两个两个,赤着脚到处宣讲他们发现的真理。每逢星期一、三、五他们都禁食祈祷。他们清楚地否定炼狱,否定祷告弥撒对死人的功效。他们强调平信徒也是君尊的祭司,所以有资格宣讲神的道。他们的教导扩散得很快,不单在意大利有很多跟从者,就是在法国的南部,数目也非常可观。教皇于是下令清除他们,很多人因此被异端裁判所残害,在教会的逼 -/迫中,他们只有避到阿尔卑斯山的深谷中,到改教运动展开时,他们便成为更正教徒。

华尔度派被赶入阿尔卑斯山谷不久,英国又出现一个比华尔度更有影响力的忠仆,他便是牛津大学教授威克里夫(John Wycliffe, 1330-1384 A.D.)。威克里夫在主后一三七六年左右开始抨击教会被财富与权力所腐化。他认为要复兴教会便要推行彻底的改革。他认为使徒时代的教会是以简朴、贫穷为标记,但当时的教会都聚敛财富,而圣职人品奢华无度。他更认为教皇不单权力太大,并且时常滥用、误用权力,使教会受了很多亏损。在激愤之余,他竟表示教皇根本便是敌基督。为了使更多人能瞭解圣经的真理,他将圣经从原文译成英文,这样做在当时真是罪无可恕,因为中古教会只承认拉丁文的圣经,以其他语言来翻译圣经是被禁止的。威克里夫得到很多英国人的支持,不止英国的平民支持他,就是连很多贵族也支持他,并且保护他。贵族之所以支持他,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提议英国在政zh i上独立,脱离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以及教皇的控制。英国的贵族当然赞成这论调。

那些追随他的人专向低下层阶级宣讲福音真理,教导他们实践圣经简朴、贫穷、圣洁的教训。当威克里夫的影响力越大,教会的当权者便越感到不安,于是四出搜捕威克里夫的追随者,将他们烧死。于是威克里夫派便只好变成地下组织,但他们的影响力却依然很大。

威克里夫改教的思想传到现时的捷克。大概在主后一四OO年左右,布拉格大学的一位名叫胡司(John Huss, 1370-1415 A.D.)的神学教授,深受威克里夫的思想影响,开始在捷克鼓吹改革教会。胡司是一个很有能力和学问的讲道者,不久便成为大学神学系的主任,因此他的影响力非常大。当时整个捷克从上到下都支持胡司,国王甚至做他的后台,因此虽然被教皇革除了他的教籍,天主教人士也不敢伤害他。他认为教会是神所拣选的人所组成的,而当时有很多在天主教教会中的人,虽说是属于教会,但却在真正的教会以外,他又认为在大公教会中,只有基督是元首,教皇、主教都不是必须的。于是教会发行赎罪券,在胡司看来,更是完全违背圣经的真理。

主后一四一四年,在君士坦斯举行的议会召他答辩,他本不敢前往,因怕有生命危险,但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保证,他便前往,怎知他一踏入会场,立刻被 b u,随即受审、定罪,然后就地处以火刑。他所发起的改革便因此失败。

在意大利又有另一位富商及政zh i首领,鼓吹改革教会,他便是萨沃那柔拉(Savonarola, 1452-1498 A.D.)。萨沃那柔拉于主后一四七五年放下他的事业,进入修道院七年受造就,希望作一个巡回布道者。在布道时,他感到没有能力,也没有果效,痛定思痛之余,便发现教会的属灵生命原来是这么软弱,于是便寻求复兴教会的途径。他大事抨击教会的腐败,并对教皇的权威提出疑问。意大利佛罗伦斯城的人民及政zh i领袖都深受他所讲的道影响,渐渐便在当地推行教会改革,相当成功;但后来因政局的改变,教皇乘机将他逮捕,处以死刑,他的改革也告失败。

除了零零星星个人推动的改革之外,教会的上层阶级也知道教会内部的问题的确很严重,而因此力图改变教会的情况。当时巴黎大学很多的神学家极力影响教会的领导阶层,催促他们推行改革。于是在主后一四O九年教会在比萨举行一次会议,商讨如何改革教会。在主后一四一四年至一四一八年在君士坦斯再举行会议,其中重要的主题也在于改革教会;然后在主后一四三一年至一四四九年,又在巴色举行第三次会议,其中也商讨如何改革教会。但三次的会议,都没有带来实际的行动,因为从上至下,虽然人人都觉得需要改革教会,但一方面腐败的势力根深蒂固,一方面渗入到教会每一阶层、每一部分,要改变这个架构便等于要将整个架构拆去,重新建造。并且,当时的人真不知从何做起;处处都有问题,教会生活的每一环节都有腐败,要改革便要把所有问题归结为一个核心问题,然后重拳出击,方才有效,但当时始终没有那么有洞见的人出现,指出当时问题的症结。再者,当时教会的权责,大多都是既得利益者,他们根本没有改革的决心和热忱。

整整三个多世纪,屡次的改革尝试都失败,可见教会内部因循苟且所造成的阻力是多么的大,由此,我们便不能不佩服改教运动的先锋马丁路德,他必定有过人的洞察力,加上执著和勇敢的精神,方能为神作大事。不过,我们必须知道,过往的改革尝试虽然失败了,但却为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建立了重要的基础,假若没有这些忠心的仆人肯冒生命的危险勇敢地宣讲神的道,以唤醒信徒,恐怕马丁路德所受的阻力更大。从这些改革尝试中,我们看到圣灵不断在教会中工作,没有一刻撇下教会不顾。想到这里,我们便得安慰,纵然在过往多年中,中国教会也经历不少试炼与失败,但神不断保留忠心的仆人为祂见证,为复兴教会而努力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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